2000-2016年工業增長率（單位：%）
數據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6》和《2016年國民經濟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整理。
1978-2015年服務業占比（單位：%）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6》
全球化新路徑（4）
2000-2015年中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及差距
年份?城鎮居民消費（元）?農村居民消費（元）?農村居民/城鎮居民（%）
2000 6999 1917 27.39
2001 7324 2032 27.75
2002 7745 2157 27.84
2003 8104 2292 28.28
2004 8880 2521 28.40
2005 9832 2784 28.31
2006 10739 3066 28.55
2007 12480 3538 28.35
2008 14061 4065 28.91
2009 15127 4402 29.10
2010 17104 4941 28.89
2011 19912 6187 31.07
2012 21861 6964 31.85
2013 23609 7773 32.93
2014 25424 8711 34.26
2015 27088 9630 35.55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6》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也是正在轉型的大國，經濟轉型處在重要的歷史階段。加快經濟轉型、釋放經濟轉型的巨大潛力，將為我國未來十年實現6%左右的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支撐。經濟轉型不僅對實現自身可持續增長具有決定性影響，也對我國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課題組
經濟增長依賴經濟轉型
2010年到2016年，我國經濟增速依次為10.4%、9.3%、7.7%、7.7%、7.4%、6.9%、6.7%，經歷了連續7年的下降。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持續時間最久、幅度最大的一輪經濟增速下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如何穩定經濟并實現可持續增長，已成為國際國內普遍關注的焦點。總的判斷是：我國進入工業化后期、經濟結構正面臨大規模轉型，盡管當前經濟增速下降有周期性因素，但決定性因素是經濟轉型。
1．產業層面的增長是轉型問題
（1）工業增長是轉型問題。2010年以來，我國工業部門增速持續下降。工業增速下降并非所有工業同時下降，而是傳統產業增速快速下降與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的快速增長并存，“創造性破壞”的特點突出。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0%，而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比增長10.8%，其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增速高4.8個百分點。未來3-5年，工業增長取決于傳統產業去產能，更取決于傳統工業整體的轉型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規模擴張。
（2）服務業增長是轉型問題。在三次產業結構中，服務業增長速度遠快于GDP增長速度，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但由于服務業整體水平不高，旅游、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需求外流的矛盾比較突出，服務需求未能充分釋放。強化“第一引擎”作用，關鍵是傳統服務業要通過轉型來提升國際化的服務供給能力。
（3）農業增長是轉型問題。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是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問題在于，農業發展應當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2015年，我國農業人口占社會總人口近一半左右，大約為6億人，而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為9.0%。相比美國，3億人口中從事農業的不到300萬人，不足人口總量的1%，卻生產了可以供養10億人的糧食。
2．企業層面的增長是轉型問題
（1）新科技革命加劇企業優勝劣汰。轉型快的企業“贏者通吃”，轉型慢的企業則陷入困境。以手機企業為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機行業營業總利潤為94億美元，蘋果一家就拿下了其中的85億美元，份額為91%。原來許多知名的手機生產廠商則由于轉型慢而導致利潤快速下滑。
（2）企業快速轉型才能贏得未來。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3554億元，比上年下降2.3%，這是同比增速多年來首次下降。2016年出現的民間投資大幅下滑，與某些企業轉型過于遲緩直接相關。
（3）國有企業轉型滯后矛盾尤為突出。在產能過剩條件下，國有企業去產能相當重要。但同時應當看到，如果國有企業沒有轉型升級，就難以找到未來的發展出路。2016年，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為23157.8億元，同比增長1.7%，其中中央企業15259.1億元，同比下降4.7%。
3．區域層面的增長是轉型問題
（1）經濟轉型成為區域經濟競爭的決定性因素。改革開放38年來，區域經濟發展的格局正在重新洗牌。傳統產業比重過高，轉型慢的地區在新一輪經濟競爭中落伍，新興產業比重增長較快、轉型較快的地區在新一輪經濟競爭中脫穎而出。
（2）一些地區經濟增速快速下行，主要矛盾是經濟轉型遲緩。以東北為例，2016年，遼寧、黑龍江、吉林三省的GDP增速分別僅為-2.5%、6.1%和6.9%，增速在全國31個省市排名分別為31位、29位、25位。主要問題是占比較高的傳統工業不能適應新形勢而快速下降。
（3）一些地區經濟持續領跑全國，主要得益于經濟快速轉型。以重慶為例，2016年，重慶市GDP增速繼續領跑全國，達到10.7%，連續15年維持兩位數增長，這與取得了經濟轉型主動權直接相關。重慶過剩產業收入占工業產業總收入的比重僅為10%左右，而作為新興產業的汽車、電子、金融占比則比較高。
經濟轉型釋放巨大增長潛力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新結構、新動力(310328,基金吧)、新趨勢正在形成，經濟轉型升級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與市場空間，并由此構成經濟基本面中長期向好的重要基礎。從實際情況看，我國的“穩增長”，主要不是在現有的舊結構下尋找“穩增長”的藥方，而要在經濟轉型新趨勢、新結構下尋找“新增長”的源泉。
1．產業結構升級釋放巨大增長潛力
（1）產業結構正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進入工業化后期，研發、設計、銷售、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和健康、文化、養老、旅游等生活性服務業快速發展，服務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預計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有可能由2015年的50.2%提高到58%～60%，基本形成以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
（2）經濟服務化推動中國制造轉型升級。在生產性服務業的推動下，制造業將由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升級，進而向高附加值的產業鏈延伸，由此從根本上提升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力。
（3）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作用全面提升。2016年，服務業占比達到51.6%。服務業稅收占比達56.5%，服務業新增稅收收入超過了全部新增稅收收入，為全部稅收收入的109.5%。如果服務業能夠滿足國內居民需求，服務業有望在未來幾年以接近兩位數的年均速度增長。
2．人口城鎮化釋放巨大增長潛力
（1）城鎮化結構正由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轉型。從國際經驗看，中高收入階段伴隨人口城鎮化快速發展。進入中高收入階段的國家，人口城鎮化率幾乎都高于50%，發達國家人口城鎮化一般都在80%以上。預計到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有可能由2016年的57.4%提高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有望由2016年的41.2%提高到50%左右，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
（2）人口城鎮化釋放巨大消費需求。我國經濟轉型和經濟增長最大的優勢和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于人口城鎮化。2015年，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僅相當于城鎮居民的35.55%，三個農村居民消費只相當于一個城鎮居民消費。人口城鎮化最重要的標志就是消費水平的趨同。如果人口城鎮化速度能明顯提高，并使進城的農民工達到享受城鎮人口的公共服務和公共設施水平，其消費水平達到城鎮居民的平均水平，將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
（3）人口城鎮化帶來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按照中央政府部署，未來幾年“促進一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一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一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的“三個一億人”的規劃將產生巨大的投資需求。一億人的住房改建、一億人落戶和一億人就近城鎮化產生的新增住房需求，不僅能有序消化鋼鐵、水泥、建材等行業的過剩產能，而且能逐步消化房地產庫存。
人口城鎮化帶來市政公共設施投資需求巨大。如果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60%，則2012-2020年合計產生27.8萬億元的基建投資需求。如果按照地鐵建設每公里的造價平均4～5億元計算，2016-2020年，不考慮價格因素，至少有13736億元的融資需求。
再以農村市場為例，加快城鄉一體化，尤其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將有效地釋放農村大市場。2015年，城鎮家庭每百戶家用汽車為30輛，農村每百戶家用汽車為13.3輛。如果農村家庭每百戶擁有汽車達到全國平均水平（22.7輛），那么6億農民（估算1.5億家庭戶）將帶來1410萬輛新增家用車需求，由此帶來巨大的需求。
3．消費升級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
（1）消費結構正由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2015年，我國人均GDP達到7925美元的中高收入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一方面，旅游、健康、教育、信息、文化、養老等服務產品消費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另一方面，物質型消費開始融入更多的服務元素，沒有服務內涵的單純物質型消費越來越少。中改院課題組研究表明,目前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比重約為40%，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比重有望年均提高2個百分點，估計到2020年將達到45%左右，一些發達地區有可能達到60%以上。
（2）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開始形成。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2011年的18.39萬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33.23萬億元。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3年的47%增長到2016年的64.6%，為工業去產能、房地產去庫存背景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支撐。
以經濟轉型實現未來10年6%左右的速度增長
經濟轉型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是支撐我國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條件。未來10年，我國經濟發展仍處于戰略機遇期，把握增長轉型高度融合的階段性特征，推動經濟轉型的實質性突破，我國就有條件實現未來5年6.5%左右的增長，并使未來10年經濟增長維持在6%左右。
1．在投資出口下降時，消費升級成為穩定經濟的重要支撐
（1）投資增速下降難以在短期內改善。2016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為596501億元，同比名義增長8.1%，增速比前三季度回落0.1個百分點。在實體經濟利潤普遍下滑、落后產業逐步淘汰的條件下，投資增速下滑有可能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2）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與出口的不確定性。2016年，我國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為24.33億元，比上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4億元，下降2%。出口增長遠低于GDP增速，意味著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變小。加上全球經濟低迷和貿易保護壁壘增多，使得支撐出口持續反彈的基礎并不牢固。
2．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定在65%左右
投資出口雙下降的條件下，消費潛力釋放對經濟增長起到保底作用。2011-2016年，消費年均增速遠遠超過GDP增速。未來5～10年，隨著趨優消費的新生代消費群體規模擴大、人口老齡化導致消費群體持續擴大，加上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健全等，預計消費將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定在65%。在消費的支撐作用明顯提升的情況下，我國有條件實現投資消費動態平衡，并從根本上扭轉企業利潤普遍下滑的局面。由此，將有助于投資復蘇，為“L型”經濟筑底提供有力支撐。
3．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升
服務業發展潛力的釋放，可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由此抵消工業增速下降帶來的GDP增速下降。以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增長為例。到2020年總體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至少將新增數10萬億元的投資。在服務業領域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逐步打破的條件下，未來5年服務業年均增長速度將接近10%左右，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預計到2020年有可能達到58%～60%左右。按照這個增速測算，每年將帶動經濟增長3.8～4.3個百分點，并由此形成未來5年6.5%左右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
4．按照年均6.0%～6.5%的增速，我國將于2022年達到高收入國家標準
截至2015年末，我國已相繼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內蒙古、福建、廣東、遼寧和山東10個省區市的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五個省市人均GDP在12000美元以上，已經達到高收入標準。
無論是GDP年均增長6.0%，還是6.5%，我國都將于2022年達到高收入國家標準。按照年均6%的增長速度，我國人均GDP將于2022年達到12029美元；按照年均6.5%的增長速度，我國人均GDP?將于2022年達到12432美元。這將是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標志。
以經濟轉型形成對外開放的獨特優勢
總的判斷是：經濟轉型將釋放出13億人的巨大內需潛力，在這個前提下，我國更有條件實施內外需并重、更加注重內需的轉型發展戰略，從而形成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獨特優勢，使我國能夠在引領經濟全球化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1．13億人的消費升級是“二次開放”的最大優勢
如果說過去“一次開放”，我國的最大優勢是廉價勞動力成本優勢、制造業低成本優勢的話，“二次開放”最大的優勢是我國擁有一個全球大市場。一是我國可以依托這個大市場實現自身的經濟轉型；二是我國從生產大國走向消費大國，將使經濟發展建立在本國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礎上，并有望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三是走向消費大國，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巨大空間，是我國引領全球化進程最大的優勢所在；四是如果“二次開放”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內需優勢，我國就能在應對貿易摩擦上把握主動權。
2.經濟轉型可以利用外需，但不能過度依賴外需
應當清醒地看到，“一次開放”進程中，所采取的出口導向模式，在今天的“二次開放”新形勢下，已經無法重新復制。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條件下，外需市場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大。再延續過去的出口導向模式，客觀上將增大我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并容易使我國經濟增長受外部市場影響而大幅波動。未來5～10年，過度依賴外需，不僅不利于本國大市場優勢的發揮，還會使我國經常處于貿易摩擦的漩渦當中。
3．內外需并重，更加注重內需，我國自由貿易戰略才能引領經濟全球化
在近年來針對我國的貿易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摩擦增多的新形勢下，我國既需要據理力爭、形成應訴措施，又需要立足長遠、把握全局，在擴大內需上有所作為。這樣，才能真正形成在引領經濟全球化上的主動權。一是更加注重內需大市場潛力釋放，可以給貿易爭端的解決留下巨大回旋余地；二是用好內需大市場優勢，我國就不懼怕任何國家的貿易戰；三是13億人內需大市場的開放，能夠使更多國家在我國經濟轉型中受益，有利于體現大國責任，確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更大范圍贏得制度性話語權。
以經濟轉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當前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只有4年時間。之所以說2017-2020年是我國經濟轉型的“最后窗口期”，主要在于經濟轉型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前提。抓住2020年這個時間節點實現經濟發展的新舊動能轉換，不僅能夠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將努力贏得一個10-20年的重要發展期。
1.經濟轉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要的基礎是經濟轉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僅是人均GDP的數量達標問題，還包括城鄉居民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層面的進步，治理層面的進步等等。例如，全面小康不是一個居民沒有能力、不敢消費的社會，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可以達到提高居民實際生活水平的目標。再比如，全面小康不能延續城鄉二元分割的政策體制，人口城鎮化主導的經濟轉型可以達到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目標。就是說，在現有的時間空間約束條件下，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轉型升級的實際進程。
2．以經濟轉型帶動社會轉型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包括社會層面的轉型。當前，我國社會轉型也處于變革的臨界點。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互動、融合，是我國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特征。經濟轉型將為社會轉型創造有利條件，并有效推動社會轉型。以經濟轉型創造更多中高收入就業崗位，是奠定橄欖形社會形成的重要基礎。目前我國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左右，但中等收入群體占總人口比重大概在30%左右。從國際經驗看，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之所以超過50%，重要前提是50%以上的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并大都在服務業領域就業。未來5-10年，如果能夠順利推進經濟轉型，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有可能達到45%左右。
3.以經濟轉型倒逼治理轉型
經濟轉型涉及市場治理、社會治理、政府治理的深刻變革，牽一發而動全身。產業變革觸及到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深刻變革，以市場治理的完善為前提；人口城鎮化變革觸及到城鄉關系的深刻變革，以社會治理的完善為前提；開放轉型觸及到深層次的監管變革，以政府治理的完善為前提。未來幾年，以經濟轉型倒逼政府轉型，重塑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關系，到2020年，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